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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经验中的税收问题(二)——从欧洲宪法到里斯本条约

来源:作者授权 作者:Andrea Carinci 时间:2013-06-19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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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盟中的税

3.1.共同体法对成员国税收制度的影响- 税法受共同体法在传统的范围、界限内表述的现象所影响,这些传统的范围、界限对于每一法律的分支学科都是共同的。换句话,同样在税法领域,许多问题被再一次提了出来,这些问题涉及:共同体法源的直接效力和直接适用;共同体法律对成员国法律的优先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共同体法律与成员国宪法规定的可能的冲突;成员国地方自治规则的尊重;共同体法源和国际法法源之间的关系。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些问题,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联盟(强烈)提出(要求)与成员国法律体制相对应的自治规则,而另一方面,注定要纳入到成员国法律体制中的,既包括关于联盟规则的诉讼程序,尤其也包括是关于联盟规则所使用的法律范畴和基本原则,关于联盟规则的追求的目标和实现的效力。重要的是,重新考虑之前所说的,一个只安排不执行(规则)的联盟并不比成员国显得更加自治。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联盟中的税的理解,可以参考这样一层含义:联盟的法规(立法)权对不同成员国的税的影响。税收要素(因子)不再是联盟自身的要素(因子),而是成员国的。这里所探讨的客体,归根结底,就变成条约目标实现的进程对不同的成员国税收制度的影响,进而,就是注定会影响成员国税权以及相关的法律体制的共同体规则、原则的重要性问题。

 

3.2.共同体法介入的税收领域- 根据关于(在)联盟中的税的分析所体现的原则,这种介入(影响)并不是对所有的成员国税,或者说并不是对所涉及的税的所有方面(税收结构),而是限定在涉及共同体法宗旨、目的的那些税及税的那些方面。传统上,识别出了一些共同体法所介入的特殊的税收领域:关税制度;对交易课征的间接税;企业和储蓄的税收制度;关于环境的税收制度。随后,在这些领域中,共同体介入的措施必然地与所谓的税收的实质方面(是否征收及征收多少)相关联,而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忽略所谓的税的形式方面(税缴纳的时间和方式)。

一般来讲,可以总是这么认为共同体的介入(方式),尽管是在不同的领域,一直不是统一的:在一些领域是体系化和组织化的,并且几乎全是由共同体法来规范的(比如关税制度);在另一些领域则是“片段”和次要(介入的方面)的,除了一些特殊的方面,大部分留给了成员国进行规范(企业的直接征税制度就是这种情形)。

这样一种情形,需要从共同体介入的优先(与否)程度中寻求答案(译者注:这种优先的含义在于在相关领域,共同体应该优先在那个领域介入或者说相关介入的手段、形式,共同体优先使用哪种),这种优先程度乃是基于对条约目标的实现以及共同体机构基于条约目标的实现而使用的手段、方式的力量的考量。

建立在成员国间关税、数量限制和类似措施的禁止以及共同的关税表的基础上的关税同盟,其创立表明了欧共体条约特殊目标中的一个(第3条和第23条)。该目标(致力于单一市场的实现)被认为是关键性的,尤其是在共同体工程(欧盟建设)的最初阶段,该目标从共同体介入所使用的最强力的手段中,即条例中受益。结果是,在不同的成员国法律制度下,目前关税制度的规范不仅仅是以共同体规范为模式(标准),更重要的是,这些规范是统一的。[1]

相反,在其他领域,共同体的介入总是被认为对于欧共体条约中的进一步目标的实现具有“功能性”的作用,这些目标包括已经完成的自由(流动)的实现、内部市场的建立和运转(欧共体条约第93条、第94条)、共同体的环境政策(第175条)。因此,在这里这些共同体的介入尽管都是重要的,但没有被认为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目的从来不是通过消除成员国特殊的特别性规定以统一相关制度。因此,共同体的介入并非采用条例的形式,而是指令,并留给成员国自行处理的余地。在这些领域,共同体行动是通过确定一个征税模式(样板)来开展的,成员国在各自的法律体制中对其进行复制,但保留自行处理的余地和区别的可能性。

其结果是在上述这些领域,共同体的介入被局限在协调/趋同([意]armonizzazione/riavvicinamento)相关成员国制度的目的上,[2]尽管这些相关制度仍然是不同的。除此之外,也是在这种情形下,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一致的:在间接征税领域,共同体参与了一种税(增值税)的引入,规定了这种税的征税前提、税基和趋向于在不同成员国间可比拟的税率,虽然重要的区别还持续存在着;在直接税征税领域(所得征税),相反,共同的(征税)模式局限在一些非常特别的方面,也就是那些关于跨境的公司重组、关联公司间的股息分配或者关于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规则。从另一方面,也是这里,相关优先的选择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关于间接税,欧共体条约采用协调的方式,而关于直接税,欧共体条约仅仅采用立法的趋同进行介入。

尽管采用的措施不同,在上述这些领域,共同体的介入显得“偏袒”,并且大部分与其希望达到的目标不相适,或者说与内部市场的完善不相适。理由当然可以从赋予这些税收领域的不同的优先性中寻求;但是,首先应该从成员国对他们的征税权的“珍惜”(这方面)中寻找。这种“珍惜”,被理解为成员国对转移相关空间给共同体的介入(主权的牺牲)的不情愿;除此之外,这种“珍惜”,成员国得以利用否决权左右税收领域的共同体介入。事实上,对于欧盟理事会在税收领域的决定,欧共体条约规定了全体一致同意的表决机制规则。[3]

 

3.3.欧洲宪法和里斯本条约的来临- 正如上文所言,这就是在税收领域共同体介入的主要局限之处,也就是共同体行动极度地受制于受成员国的否决权。这种极度的受制减缓了、有时候阻碍了共同体在一些问题(事项)上的行动,对于这些问题,成员国会以涉及成员国排他性主权为由而提出异议,虽然这些问题对于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从这里,产生一种要求,一种切实的要求:为了使关于税收事项的共同体行动再现其重要力量和重新回到中心地位,这些税收事项(共同体的介入)对于条约目标的完成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需要改变决定程序。

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3月14日作的报告中表明了这种要求。[4]通过这一报告,缩小全体一致同意表决机制的应用领域的行动被激发,这正是意识到了在最近这些年,由于这一表决机制,要想在相关领域要取得进展已变的困难,而为了保证内部市场的恰当运行和条约规定的自由完全实行而迫切需要在这些领域行动。除此之外,该份报告还涉及了一个谨慎的提议,即改变程序的乃局限在一些特别的领域:有效多数表决机制并不普遍化,而是应用于那些被认为是最急迫的方面和问题(事项)。涉及修改的领域是有限定的(涉及增值税、消费税、环保税、反税收欺诈和反避税和税收当局间的协助),这样那些最急迫的方面和问题被确定了:修订、简化共同体规则,致力于消除竞争扭曲;确保关于税收的目前生效的规则的统一、便利和透明的适用。

尽管这些建议的提出是如此的谨慎,但依然没有“下文”。最近构思出的类似建议也没有被欧洲宪法和里斯本条约采用。

经济管理分组在2002年11月7日至8日召开的欧盟制宪筹委会会议中提交的最终报告中提出,关于税收问题,除了维持欧共体条约第93条、第94条和175条确定的权限外,对决定程序进行修改,特别是引入有效多数表决机制。这些修改乃是基于引入旨在便利在税收政策领域取得进展的必要革新的要求,同时考虑到这会触及成员国的神经,必须谨慎实施。事实上,该组没有建议在税收领域普遍化地采用有效多数表决机制;而是十分“胆小”地提出安排一个适用有效多数表决机制的措施种类目录(一览表)。此外,该组建议将上述措施限定在那些关系市场具体运行的、对基础自由有直接影响的、对可持续发展必要的措施范围内。最后,作为进一步的谨慎(行动),在任何情形,必须建议,对于人员税和财产税(译者注:人员税([意]imposta personale)是与实物税([意]imposta reale)相对应的。前者强调征税应因人而异,即使同样的收入,考虑到收入者的不同情况,也应予以不同的税收处理,典型的代表是所得税;后者则强调同一征税前提应相同处理,即一项交易、一笔消费的税收处理对于任何人都应一样,典型的代表是增值税、消费税)有效多数表决机制是除外适用的。[5]

虽然说这样的建议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欧洲宪法和里斯本条约还是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而是仅仅局限于重复规定了欧共体条约已经规定的内容。一方面,整理后的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8条及接下来的相关条款(之前欧洲宪法第III-151条及接下来的相关条款)再次规定了已在条约第23条规定的关于关税同盟的内容,一样的“限制和禁止”;另一方面,整理后的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13条及第115条(之前欧洲宪法第III-171条和第III-173条)分别重新又规定了条约第93条和第94条的规定,前者关于间接税的协调,后者关于直接税的趋同。

即使如果说自从在关税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证明了共同体采用的手段对于实现体现共同体基本原则(原理)的制度安排是有效的之后,关税领域的选择(译者注:即关于全部用共同体法规来规范及使用条例的手段的选择等)具有分享性,同样不能说其他领域应该分享这种选择。特别令人吃惊的是近些年取得的经验成果没有被确定下来,而共同体机构在推进干预的有效措施政策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也没有得到权衡。

这样,共同体的协调再一次被限制在间接税领域,而忽视了在直接税领域同样有类似要求这一事实:因此,对于直接税,不得不继续仅仅采用趋同的手段。除此之外,如同整理后的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中规定的那样,欧洲宪法在标题编排上对于可使用的手段也是采用不同的编目:对于间接税收制度,在第2节中规定,标题为“税收条款”;对于直接税收制度,在第3节中规定,标题为“立法的趋同”。

但是,分开来看,后者的标题编排仅仅是形式上的,尽管具有政治策略上的意义,考虑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两种情况下(间接征税和直接征税)都保留了否决权:第113条和第115条(其适用性乃是基于规定在第114条中的关于有效多数表决机制在税收领域例外适用的效力)事实上都规定了“欧盟理事会在预先咨询了欧洲议会以及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之后,以全体一致同意的表决机制决定决议”。[6]总之,税收领域的全体一致表决规则被重新规定了下来,而形式变得更加严峻:联盟已经扩大为一个27个成员国的联盟了,达到规定的一致性同意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3.4. 联盟税收制度的未来-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推断出欧盟税收制度的未来。

事实上,不能忽略的是,作为一项重要的结果,即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在共同体行动(译者注:包括各项条例、指令等法律文件)的阐明解释和实行中担当的作用越发重要,这可以说是欧共体条约所期望的制度安排的结果(里斯本条约中也予以了保留)。成员国的否决权减缓了传统协调和趋同的手段(实行),而上述机构的活动,通过消除在欧共体条约规定的介入方式和程序的运行中碰到的困难,保证了共同体行动能持续取得进展。

应该记住的是,通过宣布限制、禁止有关的成员国规则,而不是规定一个规范模式(标准),上述机构的活动其实是一种消极(否定)行使的协调和趋同行为:这样就出现了政府补贴(国家援助)规则,[7]歧视禁止的规则,[8]以及条约批准的自由的肯定。[9]限制和禁止,尽管并不明确地(特意地)与税法相关,已经被利用以影响成员国的税收制度,以消除成员国规则中的那些扰乱市场的以及有害竞争的方面,或者消除歧视以及阻碍条约确定的自由的完全实现的因素。这种行为(限制和禁止),在效力上是一种有节制的、适度的行为,因为实际上它局限于废除那些被认为与共同体法律相左的不同成员国的规则。当然这种节制、适度并不是因为该种行为不够强力、“锋利”,之所以是节制、适度的,也是由于欧洲法院判决的效力[10]和欧盟委员会的权限是被逐渐阐明的,特别是在政府补贴(国家援助)领域。[11]因此,这是一种重要的行为(介入方式),但其内涵尚未被完全理解。

需要思考的是,在法律实质性创造的工作中,对欧洲法院来说,缺少可参照的一致(连贯)的制度和法律文化。然后,最重要的是当欧洲法院被请求就某一事项为裁判时,通过解释来创造以实现条约的目标为唯一目的的规则,同时欧洲法院对于其自身的措施(裁判)是否与成员国的法律模式(制度)保持一致性并不在意。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措施(裁判)本身使用和确定的范畴和基本原则与不同的成员国法律体系联系在一起,法学家们越来越被要求来解答这样的问题。在一些情形下,产生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呈现出某种在成员国法律体系中“流通”的特征: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应该采用模式(标准)的形式来规范在这些情形下产生的范畴和基本原则,这样达成之后,这些范畴和基本原则就纳入到了所有成员国的法律体制之中。在这里,至少在相似的成员国法律体制之间,这种“流通”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在其他情形下,注意到共同体法律的自治性(“自给自足性”),欧洲法院则是认可了相应的成员国法院使用的范畴和基本原则的不可减少性。[12]对于这样一种途径,欧洲法院制定了一种共同体法律术语表,其中包括那些通常只在术语的层面上与成员国所使用的范畴和基本原则相符、但在内容的层面上与其存在较深地不同的范畴和基本原则。那么,不但这些范畴和基本原则注定要进入成员国的法律制度中,而且一旦进入之后,将与成员国相应的范畴和基本原则“共存”;尤其是,在这种情形,所涉及的范畴和基本原则特别是那些受欧洲法院司法判例的机能主义(译者注:机能主义者相信目标物体的设计受其功能的影响)(或者是致力于条约目标)的方式影响的范畴和基本原则,根据上述方式,这些范畴和基本原则表现出实质性的一致性和正当理由性。此,即伴随着不同成员国的法律制度的兼容性和一致性的问题。

上述这些,精确地描绘出欧洲法院的设想和行动方式。如今,已被完全意识到的是,在成员国的“懒惰”、“迟钝”面前,只有欧洲法院的活动才能保证关于已经确定的目标的共同体行动有所进展。但是,同时,对于涉及税收问题的共同体行动,欧洲法院应保持防御的消极姿态。  

这就是为什么,根据这种经验,人们难以理解放弃这样一种途径的理由:这种途径是里斯本条约(之前欧洲宪法)所坚守的,并且通过选择保留欧共体条约原先的关于这些方面的安排(目前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为人所知的。毫无疑问,这种举措不能被定性理解为仅仅是粗心大意的结果,而应该被理解为确切的有意行为,即有意将对成员国税收体制进行协调和趋同的具体运行留给了市场的力量、留给了所谓的成员国间的旨在向经营者提供更有利条件的税收竞争。但是,是一项具有风险的选择。

一方面,因为(这项选择)使以协调和趋同的方式进行的介入转向那些对于无论怎样都受《稳定协议》限制的成员国财政具有危险性的因素(税收竞争)上。另一方面,因为,保持这样一种现状,事实上成员国放弃了在关于税收领域的共同体行动中的主角地位,而是依靠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的推动和领导。这是不可忽略的两个要点。

成员国放弃直接的行动而是通过他们参与的共同体机构,并依靠(内部)市场来完成其税收法律的协调和趋同进程,暗含了他们将调停、规范这类进程的扭曲(比如,有害的税收竞争)的职责交给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的意思。然而,就像欧洲法院司法判例及欧盟委员会的惯例所表明的那样,这类机构的行为集中致力于联盟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仍然是那些关于(内部)市场的;相反,对于成员国税收制度的一致性和监管问题[13](译者注:前者是指一项征税前提,相关的费用扣除和收入确认应该是对应的,比如缴纳的养老金费,如果该费用可在该缴纳人缴纳所得税时扣除,那么当该缴纳人在最终获得养老金收入时,应该进该收入缴纳所得税。而这类情况,目前欧盟成员国之间规定是有差异的,所以需要避免相关费用扣除而收入未确认,或者相关费用未扣除而收入确认的不一致情况。当然,不一致性还表现在一项费用被利用了两次的情况;后者,比如审查在另一成员国支付是否实际履行、获取关于支付在哪里履行的信息等。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成员国为其对可比情形的不同对待和对自由流动的限制措施进行申辩的理由),即相当于对于成员国就相关税收收入的维护[14]缺乏或者说没有关注。

其次,这样做也暗含了仅仅作为政治责任承担者的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作用仍被“抛弃”在外。而由这两个机构来行使相关职责,会使得共同体的行动具有更大的代表性,这是被期望的同时也是可期望的,但上述的情形明显不利于此。

 

3.5.亦是纳税人的权利宪章?-之前被包括在欧洲宪法第二编中的、现在在根据里斯本条约修改的欧洲联盟条约第6条中被认同为条约中的法律价值的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似乎完全忽略了所谓的纳税人的权利(承担公平、公正税负的权利,或者支付能力被遵守的权利;非基于法律不得征税原则;司法保护的权利;申辩的权利)。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遗漏,因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及的权利并不是将要到来的共同体纳税人的权利,而是成员国纳税人的共同体权利,这些权利和价值中的大部分已经被成员国宪法所认同了,这些权利应该进入权利宪章之中。

宪章的沉默可以解读为一种排除税收问题的意图;但事实上,通过解读,该文本蕴涵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内在原因。

首先,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许多宣示的自由和确认、保护的价值可以用于税收领域:从个人资料的保护(宪章第6条,之前的欧洲宪法第II-68条)到对私人及家庭生活的尊重(宪章第7条);从经营自由(宪章第16条)到财产权(宪章第17条)。

关于这点,特别有意思的是财产权保护的规定。受欧洲人权公约附加议定书第1条第1款的启示的宪章第7条(之前的欧洲宪法第II-77条),不再重复规定议定书第1条第2款关于保护的条款,该条款合法化了成员国基于确保税的支付的要求…而管理、控制(私人)财产的使用。那么,尽管对该条款的解释“应该使其含意与适用范围与欧洲人权公约([意]CEDU)所保护的权利相关解释相一致”,[15]但其中的修改之处并非没有意义。事实上,与其他可以作为限制这种权利理由的公共利益相比,税收利益的特殊之处更少:结果,就像以前,财产权的保护将不能损害国家的征税权,但是同时,这种征税权的主张也将受制于为保护财产权而设置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这种主张将不能再单独地为否决纳税人进一步权利的承认和保护提供一个基础。总之,这一修改(译者注:是指欧洲宪法没有复制规定上述议定书第1条第2款关于保护的条款),可以为重新评估传统上与税收相联系的例外性和独特性的特征提供论据。

宪章第47条(之前的欧洲宪法第II-107条),即关于有效救济和公平审判权,也需要考查一番。尽管也复制规定了欧洲人权公约中的相关的一条规定,但有一个重要的革新:删除了规定在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中的每一处关于“民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就像《解释》所说明的那样,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欧洲宪法第II-107条(宪章第47条亦是)适用范围比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适用范围更大,这是鉴于“联盟权利的司法救济权不再仅仅适用于那些涉及民事义务的争议”。考虑到在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税务诉讼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16]这一革新就当然显得很重要。

其次,需要仔细地考查关于公民权的宪章41条(欧洲宪法第II-101条),该条规定公民享有良好行政的权利,并且具体规定了联盟机构以及下属的分支部门、办公室、代理处等应该遵守的规则:相对人的程序公平权;在合理的时间内程序完结权;相对人的申辩权;相对人查阅自身资料、档案权;行政机关理由说明义务。[17]

同样,这里涉及的权利、价值和基本原则也是在不同成员国实践中所熟知的,虽然规定的方式和形式非常不一致。需要思考的是,是否可以假定它们具有更加扩张的效力,以此为不同成员国的税收征管程序的趋同进程奠定基础?事实上,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明确表述的权利是相对于欧盟相关机构而规定的,但在实现共同体权利的时候,也就是当成员国为共同体行动提供他们的行政(管理)上的支持时(所谓共同体权利的间接实现),不能忽略这些权利。另一方面,宪章第51条,该条定义了基本权利应用的领域,明确规定“该编宪章规定的条款根据辅助性原则(译者注:辅助性原则是指共同体采取行动,只有在和仅限于所拟行动的目标非成员国所能充分实现,且由于所拟行动的规模或影响,因此可以由共同体更好地实现的范围内)应用于欧盟的相关机构,同时只有当成员国在执行共同体法律时,才应用于成员国”。

关于这一点,可以归纳为相互补充的两方面。

首先,第一个方面,到目前为止,共同体在税收领域的介入主要集中于实体方面,而忽略了程序方面(如典型的税收查定、征收),但已经开始隐约感觉到这方面方针的重要改变,同时欧洲法院也开始在这方面有所行动了。其实就是意识到了,如同实体性规则一样,程序性规则也可以构成联盟目标完全实现的障碍。[18]

 一个包含有关于良好行政不可或缺的附属规定的权利宪章似乎提供给了欧洲法院一个正确的评判标准。用这个标准,评价成员国行政(效果)是否良好并以此来断定其是否也代表了一种联盟目标实现的障碍。这样,这些良好行政的权利([意]i diritti alla buona amministrazione)只能回流到成员国的实践中。

但是,需要思考的是,这是否注定只能局限在共同体法律实施这个有限的领域内。通过阅读宪章第51条第2款(本宪章不扩大联盟法律应用的范围并超出联盟的权限,也不为联盟设立新的权限和任务,也不修改条约规定的权限和任务),上述问题的回答似乎应该是是了,但是这样做就忽略了第二个可能的方面。

上述措施可使得上文提到的价值和权利得以渗入到成员国的法律体系中,即使是限制在共同体法律覆盖的领域,从这种措施中,事实上似乎不可避免地推测出这些价值、权利向更进一步的领域扩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扩张(一种被诱使的渗透)的发生应该不是欧洲法院的成果所致,而是直接由成员国的法院——首先是宪法法院——的成果所致,[19]这样那些原则,诸如合理原则、比例性原则、非歧视原则和平等原则,如同成员国的原则一般。主张限制被一种更为高一级的规则渊源确认为是基本的价值和权利,显然这种主张违反了这些原则。上述提到的一种更为高一级的规则渊源就是基本权利宪章,需要记住的是,被认同的同一性的条约中的法律价值。

最终,宪章能够向解释者,如同向权利的操作者,提供一个非常有益处的(意料不到的)展望,其要点在于,欧洲宪法中包含的权利宪章如果不是纳税人的权利宪章,那至少也是适用于纳税人的权利宪章。毫无疑问,这一点有助于重新评估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基于欧洲宪法基本定位而产生的沮丧和惊愕、麻木之感。

但是,同时,要探知如何最终是在缄默(或多或少是有意的)的地方、而不是在已经标明的地方发现最引人注意的和具有重大创新的见解,显得有些荒谬。

 

 

【译者注】
本文原文为意大利语,载于《税收评论》([意]Rassegna tributaria)2005年卷˙上卷,第543—563页。原文本来的标题是《欧洲宪法中的税收问题》,鉴于欧洲宪法条约已经被宣告失败以及取而代之的里斯本条约的颁布,作者对该文进行了修改。
如翻译中有不妥或未表意清楚的地方,望不吝指出。本文译稿著作权亦受著作权法所保护。
 
 

【作者简介】

 

 作者Andrea Carinci,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欧洲税收高等研究院税法教授。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the Prof. Andrea Carinci is the professor of tax law of the European School of Advanced Fiscal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Bologna.( andrea.carinci@unibo.it)
 译者翁武耀,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欧洲税收高等研究院博士生,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欧洲税法(涵括欧盟税法)、意大利税法。(wuyao.weng2@unibo.it)

 

 



[1]参见欧洲法院1995年10月5日的判决,[意] causa C-125/94,Aprile S.r.l., punti 35-37.

[2]译者注:关于税收协调和趋同的区别,参见译者撰写的《欧盟税制概况》一文。

[3]译者注:关于不同的表决机制对税收协调的影响,参见译者撰写的《欧盟税制概况》一文。

[4]COM (2000) 114 def. 该立场在欧盟委员会2003年9月17日作的报告(COM (2003) 548)中的得到重申。

[5]需要注意到的是,尽管是谨慎的,关于有效多数表决机制的建议在该组内部还是有一些成员国的反对之声,他们反对任何关于全体一致同意的表决机制适用范围的缩小。

[6]附带说明一下,全体一致表决规则也已在环境税规则中引入了(参见整理后的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92条第2款,如同在欧共体条约第175条规定的那样)。

[7]参见欧洲法院2005年3月3日的判决,[意] causa C-172/03, wolfing heiser.

[8]参见欧洲法院2005年2月14日的判决,[意] causa C-297/93, Schumacker.

[9]关于此,特别有意义的是欧洲法院2003年12月11日的判决([意]causa C-364/01,Barbier),在该判决中肯定了一成员国公民可以将关于继承的税收法律的效力纳入其考虑因素之中以决定是否利用条约确定的流动自由。

[10]参见欧洲法院1981年5月13日的判决,[意] causa 66/80, S.p.a. 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rporation, punto 13.

[11]关于意大利的经验,参见(意大利)最高法院2002年12月10的判决,n. 17564.

[12]关于后者解释共同体法律概念的要求,参见欧洲法院2004年11月18日的判决,[意] causa C-284/03, Temco, punto 18; 欧洲法院2003年11月27日的判决,[意] causa C-497/01, Zita Modes Sarl, punto 34.

[13]关于后者,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其是在Bachman案中确认的([意] causa C-204/90, Bachman),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司法判例中,其被“绝育”了,参见欧洲法院2000年6月6日的判决,[意] causa C-35/98, Verkooijen,, punti 56-58; 欧洲法院2003年9月18日的判决,[意] causa C-168/01, Bosal Holding, punto 30; 欧洲法院2004年12月7日的判决,[意] causa C-319/02, Petri Manninen, punto 42-48; 欧洲法院2004年12月7日的判决,[意] causa C-315/02, Anneliese Lenz, punto 37.

[14]参见欧洲法院2000年6月6日的判决,[意] causa C-35/98, Verkooijen,, punto 59; 欧洲法院2004年12月7日的判决,[意] causa C-319/02, Petri Manninen, punto 49; 欧洲法院2004年3月11日的判决,[意] causa C-9/02, De Lasteyrie du Saillant, punto 67; 欧洲法院2004年12月7日的判决,[意] causa C-315/02, Anneliese Lenz, punto 40; 欧洲法院2002年10月3日的判决,[意] causa C-136/00, Danner, punto 56.

[15]这来源于由制宪委员会主席团发布的关于基本权利宪章的《解释》,该《解释》构成了对基本权利宪章解释的主要标准。

[16]关于意大利的经验,参见(意大利)最高法院2004年8月27的判决,n. 17139.

[17]同时参见整理后的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98条,该条规定:联盟机构以及下属的分支部门、办公室、代理处等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时,应该基于一个开放、高效及独立的欧洲行政。

[18]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司法判例给出了重要的提示,如关于平等原则和效力原则的司法判例(欧洲法院1998年11月17日的判决,[意] causa C-228/96, Aprile, punto 18; 2002年9月24日的判决,[意] causa C-255/00, Grundig Italiana, punto 33; 2003年12月9日的判决,[意] causa C-129/00, Commissione c. Repubblica Italiana, punto 25),关于比例性原则的司法判例(欧洲法院1997年12月18日的判决,[意] cause riunite C-286/94, C-340/95, C-401/95 e C-47/96, Garage Molenheide, punto 45-48)

[19]另一方面,如同我们的宪法法院在判决(n. 443/1997)中阐明的那样:那个共同体法律留给意大利的主权自由空间并不仅仅化成为国家的自治决定区或国家立法者的自由区,而是注定充满着宪法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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